6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支持增强消费能力口袋超盘，培育消费需求、着力提升金融机构专业化服务能力等六方面提出19项具体举措。
分析人士指出，和之前的促消费政策相比，《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政策的着力点正从商品消费逐步转向服务消费，从刺激需求扩大到培育供给。
《意见》将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和新型消费作为金融支持消费的三大重点领域，不过，梳理全文可以发现，“服务消费”被提及13次，“商品消费”仅被提及两次。
过去一年多，促消费政策的重心一直集中在商品领域。2024年3月，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去年专项安排1500亿元国债资金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国债支持额度扩大至3000亿元。
今年以来，随着“两新”政策推进，商品消费持续回暖，5月口袋超盘，商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6.5%，增速较去年12月提升2.6 个百分点。相比之下，服务消费表现略显平淡，5月，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2%，较去年12月下滑0.3个百分点。
业内普遍认为，随着基数提高，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边际效应将逐步走弱，商品消费增长空间相对有限，而服务消费仍有较大潜力。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在《如何发展服务消费》一文中称， 我国当前的服务消费水平相对于发展阶段略显滞后。我国目前人均GDP水平对应的服务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应超过50%，而实际水平与之存在约4个百分点的差距。2023年，美国服务消费占GDP的比重约为66%；日本、法国、英国均接近60%；德国为50%。
第三方宏观政策研究机构Fost首席宏观经济学家冯建林告诉界面新闻，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潜在空间有限的情况下，需要抓紧研究促进服务消费的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戴稳胜也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口袋超盘，继续从商品消费角度促消费空间极其有限，因此政策重心应该转向服务消费。
但他同时提醒，中国并不需要刻意将服务消费的占比拔高到类似美国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的服务消费水平丝毫不比欧美差，只不过我们的价格比较廉价，比较普惠。” 戴稳胜说，“我们走的是共同富裕之路，拔高到美国法律、医疗那样的高消费水平是不可能的，也是对老百姓的坑害。”
此外，财通证券分析师张伟在研报中表示，《意见》释放的另一个信号是重视供给端的培育。他指出，《意见》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坚持促进优化供给与扩大需求相结合”、“促进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良性循环”，足以见得政策对消费供给的重视程度。
“需求端的补贴更多是将原本存在的消费需求提前进行释放，如果没有优质供给推陈出新来创造新的需求，补贴政策的效果可能会后继乏力。”张伟说。
他预计，接下来政策针对消费供给可能会从两个方面发力：一是加大对消费企业的融资支持，包括放开消费产业链企业上市、支持消费企业债券融资等；二是加大对服务消费基础设施的投入。《意见》明确提到了文旅体育设施、赛事演艺场馆、医疗养老设施、通信基站、充电装备、适老改造等消费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步行街（商圈）改造提升、商业设施改造提升、社区便民服务设施建设、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商贸流通体系建设等。
分析人士强调，从根本上看，提高居民收入依旧是激发消费潜力、提振消费的关键。
“金融并不是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当下居民消费贷款已经非常方便、利率也不高。居民消费不振的根本原因在于宏观经济有下行压力，居民对就业、收入的预期偏谨慎，消费信心不足。”冯建林说，促消费需要更多着力于改善经济基本面，改善居民对就业和收入的信心，加快构建公共财政，减轻居民在生育、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的负担，从而提振消费意愿。
《意见》提出口袋超盘，支持居民就业增收，增强消费信心，同时强化对民营和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包括适当放宽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创新家庭财富管理需要的金融产品等。《意见》还提到，加快推进劳动、资本、知识、技术等要素市场化配置和融资服务机制健全完善，增加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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